【教育史专栏】【新中国大学校长研究专题】程斯辉丨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人口学画像 ——基于 47 位大学校长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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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师范学院

 程斯辉 教授

特邀主持人

程斯辉（湖北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二级教授）

主持人寄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大学校长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储才的时代重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虽然历经坎坷，但曲折前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的精英教育阶段迅速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及普及化阶段，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回顾新中国大学发展史，大学校长作为一所大学的领导者、组织者、指挥者和自觉调控者，在学校发展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一所大学“灵魂”的缔造者和阐释者，他们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及教育影响值得我们探索与研究。这些著名校长是历经时间检验的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教育家，是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之载体。其办学实践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相伴而生，其成长、成才、成功并非偶然，既受到来自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又展现出特定时空背景下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家特质。他们对人才培养、学校管理与教育发展规律的坚持，协调内外影响因素的智慧及其走向教育家境界的历程具有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总结回顾著名大学校长群体特征之意义，具有弘扬教育家精神，发掘培养教育家型校长之参考价值。本专题研究将持续展开，力争描绘一幅新中国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群体画像，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程斯辉（1962－），男，湖南南县人，博士，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教育管理学研究。

引用本文

程斯辉.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人口学画像 ——基于 47 位大学校长的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26（1）：20-31.

摘要

考察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人口学特征是研究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需要开展的基础性工作，具有总结回顾著名大学校长群体特征之意义，也具有弘扬教育家精神，发掘培养教育家型校长的参考价值。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成长、成才、成功，有着性别、时代、出生地、年龄等自然变量影响的印记；与民族、社会地位、社会阅历等社会变量有关；与职业、经济待遇等经济变量有关；同时打上受教育程度、所学专业等教育变量的烙印；也受到政治立场、任期、出任方式等政治变量的影响。47位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人口学特征显示出他们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者，是与时俱进的革命者，是艰苦朴素的育人者，是治教有方的大先生，是立场坚定的爱国者，是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教育家。

关键词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人口学特征

大学校长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人物，著名大学校长是其中关键之关键。研究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不仅具有总结回顾著名大学校长群体特征之意义，还具有弘扬教育家精神，发掘培养教育家型校长的参考价值。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是在新中国著名大学中出任过校长的人物，是新中国著名大学中为学校发展、乃至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的校长。如表1所示，我们选择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①担任过著名高校校长的马寅初、蒋南翔、吴玉章、陈望道、刘伯承、陈垣、李达、匡亚明、苏步青、刘佛年、朱九思、唐敖庆、钱令希、潘承洞、谢希德、李国豪等47位校长作为研究对象。他（她）们人格高尚，在校长任上提出的办学主张既有独特性又符合规律性，其作为产生了“外溢”效应，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对学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或在改革开放初期,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有所建树，是其主政大学“关键的”“重要的”校长，是极具代表性的新中国教育家型校长。

从广义上讲，人口学在探究人口变量的同时，还研究人口变量和社会变量、经济变量、政治变量、生物变量、遗传变量、地理变量等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人口学特征，主要涉及年龄、性别、籍贯等自然变量，宗教、民族、语言、兼职等社会变量，职业、行业、收入等经济变量，受教育程度、学历、学位、专业等教育变量，以及党派、任职经历等政治变量，这五个方面对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成长、成才、成功，对他们立德、立功、立言，对他们治学、治校、治教都有着基础性的影响。本研究从自然变量、社会变量、经济变量、教育变量、政治变量五方面深描47位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人口学画像，以呈现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关键人物的形象，洞见新中国高等学校校长群体的整体面貌，形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校长真实客观且科学的认识。

一、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自然画像：自强不息的奋斗者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自然画像由性别印记、时代印记、地理印记与年龄印记组成，他（她）们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者。

（一）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性别印记：男校长当先、女校长已崭露头角

从性别来看，在47位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中，仅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与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季愚为女性，其他45位校长均为男性，男性大学校长占比达95.7%，占据着绝对的多数。由于传统价值观对两性角色的定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整体较男性更晚，女性校长的职业发展也更为艰难。以王季愚、谢希德为代表的著名女性大学校长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成绩，也代表着女性校长群体正以女性独特的人性魅力与治校风格影响着任职学校、乃至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时代印记：生长在乱世却不忘立志救国救民

从生卒年月来看，如图1所示，有13位大学校长生于20世纪之前，分别为19世纪70年代1位、80年代3位、90年代9位；有34位大学校长生在20世纪之后，分别为20世纪00年代16位、10年代13位、20年代3位、30年代2位。80.9%的大学校长出生时间集中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前10年，经历过旧中国的羸弱与穷困，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成长为坚定的爱国者与积极的新中国建设者。如谢希德从懂事起就目睹中国人民拮据潦倒的经济生活与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国人民抗争不屈的精神与有识之士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思想给她以时代的感染力和强大的学习动力。少年时期经历过家庭变故和社会动荡的杨石先发奋苦读，“始终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学业和锻炼身体，其余一概置之不问”^[1](P2),立志成为科学家，希望来日承担家庭责任，救国于水火。

在旧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出任著名大学的校长，他们有着挽救民族危机、振兴国家的浓烈情怀，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里无论是反对北洋军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还是反抗外国列强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充满期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与建设事业充满信心；他们始终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

（三）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地理印记：生长环境艰苦但锐意进取

从籍贯来看，47位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共涉及15个省市，其中最多的属江苏籍与浙江籍校长，分别有13位与8位，说明江浙一带风气最为开放，教育氛围浓厚，为新中国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次四川籍校长有6位，湖南、河南、广东籍校长分别有4位、3位与3位。78.7%的校长生长在中国江浙、川湘、豫粤等地小城，江浙锐意开拓、川湘坚韧顽强、豫粤务实进取的区域精神养成他们改变命运、追求进步、积极向上的性格特征与不甘平庸、愈挫愈奋的责任担当，对他们在校长任上克服困难、建功立业、追求卓越无疑有着积极影响。如生于湖南湘乡的军事家型校长陈赓，虽战功卓著，却平易近人，在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过程中，陈赓院长发扬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精神，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克服了无数艰难困苦，只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大学城，并积极跟踪国内外教育科技发展前沿与军事技术发展前沿，以敢想敢闯敢干、不惧风险的精神为我国国防科学研究作出极大贡献。

（四）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年龄印记：年龄偏长但老骥伏枥

从任职时的年龄来看，47位校长任职时的年龄偏长，在47位大学校长的57次任职经历中，校长平均任职时的年龄为60岁，61.4%的校长任职时的年龄在50岁到69岁之间。据统计，其中任职时的年龄在40岁以下的校长有1位，40到49岁的有10位，50到59岁的有17位，60到69岁的有18位，70到79岁的有8位，80岁及以上的有3位。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前17年，即从1949年到1966年间，有的出任大学校长时，其年龄已是花甲，马寅初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是69岁，陈垣1952年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时是72岁，吴玉章也是72岁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许崇清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是63岁。在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和恢复过程中，也有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临危受命出任大学校长，如1978年苏步青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时是76岁，周培源1978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也是76岁。当然，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群体中也不乏部分得力的中青年校长，如蒋南翔在39岁时就入主清华大学肩挑校长重担，周荣鑫与屈伯川分别就任浙江大学校长与大连工学院院长时，也只有41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彼时高等教育事业需要德高望重的校长主持学校发展大业。如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干部的重要任务，建校伊始，政府就任命年届72岁的吴玉章为第一任校长，领导学校的创建与发展工作。1977年底，急需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党中央又任命81岁的成仿吾为校长，69岁的郭影秋为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携手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繁重的复校任务。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促使一批德高望重的校长主持学校大局，这些年长者以自己崇高的办学理想与坚定的教育价值判断指导着学校的发展，成为动荡变化社会中稳定学校发展的砥柱。

二、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社会画像：与时俱进的革命者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社会画像由民族印记、社会地位印记、社会阅历印记组成，他（她）们是与时俱进的革命者。

（一）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民族印记：汉族校长为主、少数民族亦有杰出代表

从民族来看，除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为蒙古族，其他46位校长全部为汉族，汉族校长占比97.9%，占据绝对优势，少数民族校长凤毛麟角。这是由于长期历史环境的影响，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相对落后，导致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大学校长较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杨石先为代表的著名大学少数民族校长的出现，展现出我国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人才的重视。

（二）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印记：已有很高社会声望但乐于奉献教育

从社会地位来看，大部分校长曾担任过重要的社会职务，具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如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管理学会会长等；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不仅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社会上也具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且乐于奉献教育，这使得在学校发展的关键时期，校长能够尽己所能争取政府对学校的支持，争取社会对学校的资助来维持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如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二次创业的领军人，严济慈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关键发展节点的有力支持者。在国家高等教育采取重点发展政策时期，严济慈利用自身在科技界的地位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排除各种干扰力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发展，扩大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科技界和教育界的影响力，使学校顺利进入国家重点建设高校行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借此机遇通过一系列改革创新获得长足发展。这些在社会具有较高地位与影响力的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本身就是学校的优质资源，是促进学校发展的关键力量。

（三）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社会阅历印记：社会阅历丰富、办学治校富有智慧

从社会阅历来看，吴玉章、李达、林迪生、刘伯承、华岗、刘介愚等校长在出任高校校长前，有着丰富的革命或革命教育经历。这些饱经世故的校长在漫长的革命或革命教育经历中形成了坚定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他们在办校治学中对教育事业的基本判断，对学校发展的基本规划都有着重要影响。如在少年时期就立志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的吴玉章，一生坚持革命，坚持办教育，坚持“做好事”。他在20多岁时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支持者，30多岁时是辛亥革命首义之举的领导者，50多岁时是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推动者，70多岁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者。当时虽然年高体弱，但凭借着义士的无畏与文人的执着，吴玉章在国家百废待兴、学校办学条件极其简陋又充满变数的时代，仍然圆满完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任务，“使这所‘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行政管理、经济工作和理论工作人才”^[2]。有元帅教育家美誉的刘伯承19岁就怀着富国强兵的宏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投入到民主革命中，自此开启长达半个世纪的辉煌戎马生涯。长时间的革命活动与军旅生活铸就了他高超的军事智慧与战略眼光，使他在主持军事院校的过程中提出“治军必先治校”“治校一定要严”“以训练为中心”“重视军事科学研究”等真知灼见，为建立我国各军兵种高级指挥院校，形成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推进军队正规化、现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这些有着丰富社会阅历的革命家或革命教育家掌校后不负众望，成为办学治校的管理专家。如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在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担任过校长的匡亚明，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刘介愚，兰州大学校长林迪生等，在大学管理上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给主政的学校留下了注重学校管理的好传统。如曾任华中工学院院长的黄树槐所言，“朱九思同志把学校建设与发展的框架搭好了，基础奠定了，方向明确了，我们没搞什么新的，只是添砖加瓦、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已”^[3]。也正是这些擅长学校管理的治校专家，他们在治校办学的过程中把制度管理与民主管理结合起来，把教师管理与学生管理结合起来，把教学管理与科研管理结合起来，把校内管理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把对师生的政治要求与业务要求结合起来，把改善办学条件与提倡艰苦办学结合起来，因而在他们担任校长的历史阶段，学校的发展做到了稳定有序而又充满活力。

三、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经济画像：艰苦朴素的育人者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经济画像由职业印记与经济待遇印记组成，他（她）们是艰苦朴素的育人者。

（一）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职业印记：历经多种职业但看重为学从教角色

从任职前的工作经历来看，47位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在任职前或是教师，或是学校管理者，或是革命干部，都与教育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都最看重自己为学从教角色。部分校长在出任高校校长前是资历深厚的教师，有着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对教育教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与坚持。如叶培大曾任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教授，李达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等校任教，孟宪承先后在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潘承洞曾到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任教，王亚南曾在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其中部分校长不仅有在高校的从教经历，还有在中小学的教学经历，这种在不同类型学校的从教经历对他们日后治校办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刘佛年曾任西北大学副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在此期间还在家乡湖南醴陵的开明中学和攸县临时中学教了两年英文。这段宝贵的中学教学实践使他在就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后一直关注中小学教育，他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系列改革以及成立教育科学学院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中学输送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并身体力行积极推动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陈垣先后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创建过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将一生投入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中。后来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对师范教育极为关心，针对当时轻视人民教师工作的社会氛围，他以自身经历鼓励青年，“记得我第一次教书，是在六十年以前，那时我才十九岁。那时中国的教育，还极不发达，我开始去教书，也谈不到有什么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最初到几个地方教书，都是由于躲避清朝反动统治者的搜捕，以教书为暂时栖身之所。开始时教蒙馆，后来教过小学、中学、大学，而在几十年教书的过程里，使我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工作”^[4]。

部分校长在出任高校校长前曾担任过一校之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或校长，有着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如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校长等；周培源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陈望道出任复旦大学校长之前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其中还有一批直接在本校积累了多年管理经验的校长，他们对学校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学校的发展情况与管理工作更为熟悉，就任后更易适应校长角色，更能有所作为。如潘承洞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大学数学系任助教，先后任山东大学数学系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副校长、校长；母国光因成绩优秀和工作需要，提前在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先后出任南开大学物理系副主任、主任，现代光学研究所所长、副校长、校长。

还有少数校长在出任高校校长前曾有从政经历，担任过革命干部或政府高官。如郭影秋曾任中共铜山工委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政委、中共湖西地委书记、第二野战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云南省省长。这些具有从政经历，在不同时期担任过革命干部或政府重要职位的校长在职期间持续关注教育，对教育事业抱有十分的热情。正如不当省长当校长的郭影秋所言：“我对教育工作很有兴趣也很有感情，与高级知识分子交朋友，同他们打成一片，既能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高级建设人才，又能增长自己的知识。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事业缺乏领导干部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弃官从教”，他们治校主政后也更能体会治教兴学对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作用，更能站在全局高度指导学校发展。

（二）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经济待遇印记：虽待遇较优渥但为师生艰苦自己

从经济待遇来看，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在任职前后都有较高的工薪收入，但他们在办学治校中切实为师生着想，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校长之职权谋个人和家人之私利。如按照复旦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特别是她患有腿病状况，谢希德上下班本可以有小轿车接送，但她却坚持与教师一同乘坐客车。兰州大学校长林迪生长期从工资里拿出钱来资助学生完成学业，自己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四川大学校长戴伯行以“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为座右铭，生活俭朴，穿布衣，吃粗饭，在住房、用车、家属安置上从不提特殊要求。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刘介愚一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廉洁奉公，从不利用职权谋求任何私利，从不居功自傲。王季愚担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多年，一直粗茶淡饭、布衣布鞋，从不讲究个人享受，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廉洁奉公、生活简朴有口皆碑。“文革初期王季愚的家被抄，除了书籍、笔记本外，只有旧衣服和布鞋，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她的工资不低，但很大一部分都用来接济其他同志和他们的子女”^[6]。她认为学校领导人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工作作风，比开多少次会，做多少次报告都管用。这些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在工作、生活上，在管理过程中、与师生的交往中、与外部关系的协调中，都能克己奉公，能将师生利益、学校利益、国家利益置于中心位置并为之奋斗。他们以身作则、严于利己、造福师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使他们得到了师生衷心的支持，在师生中赢得崇高地位。

四、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画像：治教有方的大先生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画像由受教育程度印记、受教育学科专业印记、学术地位印记组成，他（她）们是治教有方的大先生。

（一）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受教育程度印记：受教经历完整、眼界开放包容

受教育程度包括最高学位、就读学校与留学经历。从最高学位来看，有马寅初、周培源、苏步青、谢希德、唐敖庆等13位校长获得博士学位，占比27.7%；有孟宪承、陈鹤琴等人获得硕士学位。虽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获得硕博学位的校长占新中国大学校长群体的少数，但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或是受到革命实践的历练，或是留学海外师从大家，他们积累的真才实学与人生智慧已经超越了学位承载的一般意义。对于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来说，有无高学历并不影响他们治教办学获得师生的支持与敬佩。

从就读学校与留学经历来看，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群体可分为中方文化主导型和中西文化兼容型两类。中方文化主导型校长在国内学习与生活，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以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浙江大学校长周荣鑫、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四川大学校长戴伯行等13位校长最为典型，占比27.6%。这类校长是在中方文化的熏陶下，在中华大地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中西文化兼容型校长既有在国内接受完整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的背景，更有留学西方或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其中，有17位大学校长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同时又毕业于国外著名高校，占比36.2%，如马寅初、周培源、谢希德、潘菽等8位校长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等美国高校，陈望道、苏步青、许崇清、彭康4位校长分别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东北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李国豪、钱伟长、屈伯川等5位校长分别毕业于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的高校。还有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郭沫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天津大学校长吴咏诗等17位校长虽毕业于国内高校，但有一段时间的留学经历，占比36.2%，他们或进修，或访学，或考察，这种中西文化兼容的特点，是他们治教办学能够把握规律，站得高、看得远的重要原因。

这些具有多种教育背景的校长就任后特别注重开放沟通，强调学科与学科、专业与专业、学校与学校、学校与社会之间的沟通，重视国际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那些有过国外发达国家留学经历的校长，对于开放办学，赶超世界高水平大学有着积极的追求。如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在治校过程中非常重视办学的沟通联系，提出要发挥综合性大学多学科的优势走学科“内联”之路，与部分城市“外联”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鼓励学校教师走出去，邀请国外知名专家学者走进来，加强师资的国际交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严济慈在任时也十分重视并致力于拓展我国科技领域和高教领域同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他认为中科大要成为高水平的教学与科研重点大学，必须面向世界开放办学。正是在这些具有开阔胸怀与高远视野校长的主政下，我国高等教育才能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走出国门，不断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二）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受教育学科专业印记：虽有专攻但注重文理兼通

从受教育学科专业来看，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涉及的领域较多，有经济学、物理学、数学、文学、史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化学等。他们都是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季愚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是著名的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刘佛年、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秉德是著名的教育学家，南京大学校长潘菽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还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如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山东大学校长潘承洞是著名的数学家，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是著名的化学家，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严济慈等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是著名的桥梁专家，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是著名的光学专家，北京邮电大学校长叶培大是著名的光通信专家。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大都文理兼通，如任职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成仿吾校长习读兵科，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学，是著名的无产阶级教育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校长习医出身，又精通历史，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学术专长未局限在某一领域，而是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这也使得他们就任校长后眼光能够更长远，更全面，并非局限于某一学科治教，而是对学校全盘谋划，以学校的整体发展为上。

就校长受教的学科专业与任职学校的对应关系来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的校长受教育学科专业较广泛。如复旦大学著名校长中既有专攻法学的陈望道与精通数学的苏步青，还有研究物理学的谢希德，南京大学著名校长中既有主攻心理学的潘菽，也有精通文史的匡亚明。而对于专业性强、特色突出的大学，校长的专业专长与任职学校展现出了较好的对应关系，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分别由具有军事学背景的刘伯承、陈赓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分别由具有教育学背景的孟宪承、刘佛年、陈鹤琴、李秉德等人主校，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院长由具有外语背景的王季愚担任。此种不同类型学校与校长学术专长的特色搭配不仅有利于综合性大学综合性的延展，也有利于特色性大学特色性的巩固。

（三）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学术地位印记：是学术精英但办学治教依然谦逊

从职称来看，在47位大学校长中，有丁石孙、谢希德、潘菽等26位校长拥有教授职称，占比55.3%。另外，共有22位校长获得院士荣誉，占比46.8%。其中，马寅初、苏步青、陈垣、郭沫若、严济慈5位校长曾当选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周培源、潘菽、史绍煦、潘承洞、杨石先等14位校长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吴玉章、陈望道、李达、王亚南、侯外庐5位校长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还有谢希德、唐敖庆、母国光、钱伟长等6位校长同时拥有国内与国外科研院所颁发的多个院士头衔，如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8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0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籍院士。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是各自领域的学术精英，不仅教学水平受到师生、学校的认可，其学术造诣也代表国内最高水平，获得国际广泛赞誉。

这些在国内乃至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大师与著名科学家主持校政，以他们对学术、对教育的精深认识和独到理解，在新中国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大学要以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为根本，能坚持着大学应有的学术研究与知识创造，能坚持着大学培养人才与科学研究的结合，尽可能地坚持着办学治校应遵循的规律。这些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深知人才培养规律与学术规律，重视思想领导与模糊管理。他们以对大学使命、大学责任、人才培养的认识来引领教职员工的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服务工作，引领学生的学习与修炼；在日常管理中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弹性，使教职员工、学生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注意为教职员工和学生创造宽松的工作与学习环境。如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不仅尊重教师，尤其爱护包容学生，在治校办学过程中随时听取他们的意见。丁校长与人谈话、研究工作，总是想办法让对方把意见表达充分，对别人的意见他从不轻易否定，而是认真地找出合理的成分。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常常直接跟学生对话。在学生们的印象里，他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校园里。有人想找他说话，直接把他的自行车拦下来就是。他当了多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他是校长，谁都不怕他，他们都敢说、敢批评。他所追求的理想的校长状态是不要管太多，不要高人一等，要创造条件，让大家自由发展。

五、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政治画像：立场坚定的爱国者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政治画像由政治立场印记、任期印记、出任方式印记组成，他（她）们是立场坚定的爱国者。

（一）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政治立场印记：与党携行、立场坚定

从政治立场来看，47位大学校长中，马寅初、孟宪承这2位校长属无党派人士，钱伟长、叶培大、李秉德、许崇清这4位校长为中国民盟成员，蒋南翔、吴玉章、成仿吾等40位校长为中共党员，党员校长占比85.1%。如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青年时代就投身反清斗争，一生与时俱进，1959年以79岁的高龄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严济慈1980年申请入党时也已79岁高龄。还有周培源、丁石孙、陈望道等分属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的7位校长后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少部分未入党的校长也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密切的联系。如先后出任浙江大学与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虽是无党派人士，但却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如他自己所说，自1939年开始“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7]。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作为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政治家的头脑对他们办学治校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类校长办学目的明确、目标高远，他们把革命性渗透在办学过程中，在办学治校中注意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办学为人民群众、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教育方针。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党的早期成员之一，陈道望主持复旦大学期间，始终和党组织保持着亲密融洽的关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忠诚于国家教育事业，保证复旦大学不偏向、不离心，一直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尊重党的领导、依靠党的支持是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治校办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正因为有党的正确指引与有力支持，这些著名大学校长在建国之初条件简陋的情况下能够很快打开办学局面，办出体现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大学。

（二）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任期印记：长期坚守、谋划长远

从任职年限来看，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多为长任期型，在47位大学校长的57次任职经历中，校长平均任职年限为9.1年，64.9%的校长任职年限在6年及以上。如图2所示，任职年限1到5年的有20位，任职6到10年的有19位，任职11到15年的有6位，任职16到20年的有10位，任职21到25年、26到30年的分别有1位。其中任职年限最长的是钟师统，他在1953年至1982年间担任北京体育学院院长长达29年，其次为陈望道，他在1952年至1977年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5年，郭沫若也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20年，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季愚、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山东大学校长潘承洞、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交通大学校长彭康等，他们的校长任期都在十年以上。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在任时间较长有助于他们对学校进行长远规划，指导学校持续发展，也有助于校长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如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17年里，确立了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创立了适合中国建设与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奠定了光荣的传统和优良的校风，使得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面旗帜。屈伯川在大连工学院创建初期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将学校办成新型的正规化大学，为祖国建设培养出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经过多年悉心经营，大连工学院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卓有建树，学校取得的一系列科技成果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这些校长在任上长时间的作为与奉献切实推动了学校的发展与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进步。

（三）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出任方式印记：方式多样、不拘一格

出任方式包括任命、调任、转任、升任、兼任等形式，任命为政府直接指派，调任为校长在校际间的流动与调整，转任主要有学校党委书记转任校长，以及省长、副部长等政府官员转任校长这两类，升任即一校副校长晋升为校长，兼任则是担任政府或社会重要职务的政要名流同时出任某校校长。在47位大学校长的57次任职经历中，有25次属政府直接任命，6次为调任，16次为升任，8次为转任，2次为兼任，多数校长的出任方式为任命和升任，少部分为调任、转任或兼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起步及高等教育重振等关键时期，政府一般都采取直接任命的形式，选派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资历深厚的校长担当建校或复校大任。在社会较为稳定的时期，大学校长的出任方式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有郭影秋、周荣鑫、孟宪承、钟师统从政府部门转任为高校校长，有朱九思、戴伯行、江隆基、刘介愚从党委书记职位转任为校长，形成政治家型校长办学的独特风格；有马寅初、成仿吾、匡亚明、李达、王季愚等校长由一所高校调任到其他高校，在多所学校留下办校治学的佳话；还有袁宝华、郭沫若等特许情况的兼任。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周培源、苏步青、谢希德、唐敖庆、叶培大等多位校长从本校副校长职位升任校长，成为一批在本校土壤上成长起来、能与学校发展最大程度契合的著名大学校长。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任命方式多样、不拘一格。值得注意的是郭影秋、周荣鑫这两位从政府部门转任的校长代表。从云南省省长转任为南京大学校长后，郭影秋在外界的新奇与疑惑声中，以实际行动把南京大学治理得有条有理，成为一位深孚众望的大学校长。周荣鑫时常强调政治工作要与业务工作结合，以便最有效地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他入职浙江大学后以身作则，在学校讲授建筑学，以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引得教授们刮目相看，得到大家的热切信任与支持。这些拥有教育情怀的革命家、政治家成为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既是新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进步，也证明了多途径选拔大学校长的可行性。

总的来说，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者，是坚定的爱国者，是与时俱进的革命者，是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是擅长办学治校的管理专家，他们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他们为解决当时时代提出的教育问题、为完成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任务进行了实实在在的有成效的探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符合办学规律的主张，他们就是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教育家。从人口学视角考察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是研究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需要开展的基础性工作，受制于资料条件限制，本研究中还有一些具体变量没有涉及，如校长的待遇问题值得考察但未进行。基于此，我们将继续深入地开展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研究。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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